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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莽改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进行的非理性改革 用理想摧毁了自己亲手夺取的江山

时间:2019-11-08 03:18编辑:采集插件

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,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,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,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,各地农民纷起,最终导致新朝的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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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33年,汉元帝去世,汉成帝刘骜即位。元帝皇后王政君成了皇太后,王家人一个接一个做起了大官,不免有些得意忘形,生活渐渐变得奢靡,整日沉醉在酒色之中,还大肆炫耀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。其他人很厌恶王家人,只是不敢表现出来。王太后有一个侄子叫王莽,在王家人高调活跃在朝廷里的时候,他却默默地守在家里服侍年老的母亲。王莽有一个哥哥,可惜过早地去世了,留下孤儿寡母,也是王莽在照顾他们。除了尽孝道,王莽还跟随名师学习《礼经》,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,从不以王氏身份炫耀,在大家看来,王莽简直就是一位道德模范。

大司马王凤是王莽的伯父,对王莽赏识有加,临死前特意嘱咐王太后多多关照王莽。王太后就封王莽为黄门郎,后来又升迁至射声校尉,这时是公元前22年。不单是王凤,朝中其他大臣也很欣赏王莽,纷纷在汉成帝面前称赞他,叔父王商甚至请求皇帝把自己的一半郡国送给王莽。汉成帝整天听着别人赞美王莽的话,以为王莽真的有能力博得众人赏识,于是在公元前16年提升他为新都侯,加封为骑都尉和光禄大夫、侍中。

当了大官的王莽还是和以前一样,甚至比以前还要谦逊,不管是对待下属,还是百姓,都是客客气气的,有一次把自己的马车卖掉,得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百姓一提起王莽,满口都是赞扬和崇敬。别看王氏家族很多人都位居高官,其实他们在百姓心里的地位还没有王莽高。

另一位大司马王根在告老还乡的时候,向汉成帝推荐王莽做自己的接班人,汉成帝同意了。于是王莽成了王氏家族第四个担任大司马一职的人,而这时他只有38岁。皇帝赏赐的钱财都被王莽拿去救济穷人和款待学者文人,自己却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,家人穿着颜色素淡的衣服。曾有一次,大臣们去王莽家做客,误把王莽的妻子当成了佣人,因为妻子穿的衣服一点儿也不像大户人家那么鲜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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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7年,汉成帝去世,汉哀帝即位。只过了六年,汉哀帝也死了,王太后拥立年仅八岁的汉元帝孙子刘衎即位,是为汉平帝。王莽依然担任大司马,皇帝年纪还小,政权渐渐落在王太后和王莽的手里。众人一开始没有反对,还很欣慰幼主能得到王莽的扶持,然而在权利和欲望的熏陶下,王莽的思想发生了变化,政治野心慢慢地暴露出来。

他利用王太后赶走了自己的叔父王立,然后册封三朝元老孔光的儿子为侍中兼奉车都尉,逼迫孔光为自己卖命。孔光没办法,只好在上朝的时候当着皇帝和百官说了很多赏识王莽的话,接着又对付那些对王莽不利的人,使得这些大臣先后被罢官,其中有中太仆史立、南郡太守毋将隆、河内太守赵昌,以及泰山太守丁玄等人,还罢黜了高昌侯董武和关内侯张由的爵位。

王莽在朝廷里安插自己的亲信,只要王莽一声令下,这些亲信立刻按他的吩咐办事。于是每隔一段时间,群臣就会上奏皇帝和太后,请求给王莽加官晋爵,王莽总是严厉拒绝,还声泪俱下地说自己不配得到封赏。如此几次之后,太后也开始劝他接受群臣的好意,王莽仍然假意推辞了一番,然后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接受了封号。就这样,王莽被封为“安汉公”,并和孔光、王舜、甄丰共称“四辅”,从此以后,王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

公元3年,王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。公元4年,汉平帝加封王莽为宰衡,位列诸位王侯之上。王莽为了进一步赢取民心,先后在全国各地召集学者文人来到长安,推崇儒家思想,得到儒生们的一致好评;又命人修建了很多集贸市场和粮仓,使得百姓对他交口称赞。公元5年,汉平帝去世,王莽想趁机夺取皇帝之位,又怕天下人反对,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拥戴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,自己则被王太后授命为“假皇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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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时管理朝廷事务。王莽的野心越来越大,渐渐地,刘氏家族察觉到王莽的异常,决定起兵造反。公元6年,安众侯刘崇带领一百多人试图攻占宛城,但没有成功;第二年,严乡侯刘信联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,自立为皇帝。一夜之间,大大小小的起义纷纷冒了出来,王莽慌得不知该怎么办。

他一方面对着刘家的列祖表明自己绝不叛国,一方面命令军队前去镇压。公元8年,起义造反的势头被压了下去,王莽开始做称帝前的准备。他暗中指使别人在公众面前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的流言,然后逼迫王太后交出玉玺,向世人宣告皇太子刘婴禅让皇位给自己,就这样,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做了真皇帝,国号为“新”。

西汉后期的社会很不稳定,国家政策混乱,影响百姓正常的生活,很多人背井离乡,导致有些地方变成无人区。为了缓和社会矛盾,王莽在登基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仿照西周的制度来管理国家。王莽废除了汉朝统一使用的五铢钱,不切实际推行各种新货币;把全国的土地划归国家所有,按每户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田地,并要求地主和富商交出多余的土地;禁止买卖奴婢;禁止高利贷,控制物价;把所有的盐铁、铸钱和酿酒都交由国家管理;还掀起一股改地名的风潮,并且随意划分行政区域和官员管辖区域。

政策刚向全国宣布,就引来很多人的愤怒和反对,其中以地主豪强的反对最为激烈。王莽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富人们的利益,使他们开始对王莽的统治产生了敌对心理,一些富人根本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,国家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田地分给百姓,因此百姓怨声载道;胡乱制造钱币则把国家经济折腾得一团糟,物价根本稳定不下来,经济得不到增长,甚至连连倒退;地方官吏一时适应不来地名的改变,在处理公务时总是出错,不免也对王莽产生了反感。

另外,王莽降低了少数民族的地位,强迫他们向自己俯首称臣。各族首领十分气愤,继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战争,王莽派遣了十万大军前往边境对抗。维持军队的消耗是一笔很大的开支,国库已经日渐空虚,这时又爆发了瘟疫、旱灾、蝗灾以及黄河决堤,统治者措手不及,天下一片动荡。王莽的改革不但没有促进发展,反而令国家陷入混乱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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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人在总结这个阶段时,也往往诟病于王莽颁布的一系列新政措施。王莽的新政最有名的一条,就是更改天下土地作为“王田”禁止买卖,并且声称这是恢复古老的“井田制”。但是这套系统和真正的周朝井田制度完全是两码事!

首先,井田制度是建立在周王朝封建制基础上的。虽然周王室号称“普天之下-莫非王土”,但是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和行政效率,不可能做到真正管理每块土地。因此,周人的做法是将土地赐封给各家诸侯。接受赐封的诸侯又将自己的封地,以同样的形式转封给麾下的士大夫们管理。其中典型,就是三家分晋中的赵-魏-韩。他们全部都有各自独立的封地和军队。

这个时代的土地制度,也非常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逐级分封模式。只不过前者依据的是宗法,将土地分给自己的近亲。后者则是与自由人的契约,可以根据签订的协议将土地转让。结果,自然是所谓的井田制,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,而非周王室自己真正拥有过的土地。

王莽的新政完全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。王莽自己就没有大规模地分封家人或亲信,所有的土地都要变成“王田”,禁止买卖!因此,其新政只能说是一种托古改制,用早先的儒家经典去包装自己的新政策。所以,这样的政策不可能缓解社会矛盾,反是有所加剧。

西汉末年天灾不断,刘氏政权日益危机。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,发展出“再受命”和“易姓受命”这两种论调。这才让王莽得以篡汉,并承载了各基层人士的热切期望。但因为其政策的“均田”性质,使得所有土地都必须要进行迅速再分配。用没收地多的人的田地,去分给地少的。

但结果不仅是惹怒了王公士大夫们,连还有部分地产的普通人也利益受损。而且是因为按照人头来进行配额,所以让生育较少的家庭吃亏。由于古代社会存在不少隐匿人口,所以王莽的官员们也没法统计出准确的人数和对应土地规模。这就给合理分配带来巨大麻烦,没有讨好任何人,反而得罪所有人。

经过了四年折腾,王莽自己都扛不住了。于是下令再一次开放土地禁,令让“王田”重新变得可以买卖,土地新政以彻底的失败告终。但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矛盾政策,实际上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。为了弥补损失,王莽便将复古的年代从西周调整到西汉。准确的说,就是著名的汉武帝时代。

在新朝的第二阶段,王莽开始下令进行国家专营制。将原来开放给私人资本的盐、铁、铸币和酒等几大行业,全都收归朝廷。这一做法迅速消灭了赖以致富的商人,但后果也很快显现。由于垄断机构可以排除了一切竞、坐收巨利,所以官府卖的盐比起私盐来说是质量差、价格高,还要搞强制摊派。官府铸造的农具也不考虑农民实际需求,大都粗制滥造,而能否买到还要看官方售货员的脸色。这些推销员根本不用到农村中搞促销,反而让农民在长途跋涉来购买农具时吃闭门羹。

最后,大量农民被迫退回到石器时代。他们用木器和石器耕种,吃植物上和盐碱和土里苦涩的天然盐分。早在汉武帝死后,西汉的专营制度就有所反复和松动。但是王莽不但复兴了一切专营,还做的变本加厉。酒水和铸币的权利被收走不说,连铜的冶炼也没放过。甚至私人对于山川河水的开发也是违法行为要被治罪。

此后,王莽又推出了商税和国家贷款。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上交纯利润的10%作为“贡”,然后让朝廷拿着“贡”去放贷。最后根据业务分别采取“无息”和1/10的利率。由于没有成熟的数学理念和记账手段,这种理想化的金融措施也就带来了严重混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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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王莽篡位后的执政生涯,颁布了许多与民争利的措施。为了确保每项政策的精准实施,还要大量扩编官员队伍。但庞大的官僚体系,基本上不产出任何经济效益,反而需要耗费高昂的成本。下级部门为了通过考核,甚至要不断对自己的上级进行欺瞒。上级部门又对朝廷本身进行欺瞒,形成恶性循环。最后创造出叫“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”的全民困顿局面。

最终,王莽的新朝在无人不恨的状态下覆灭。异常讽刺的是,当义军刚刚起势时,下级部分就为了遮羞而对上级瞒报。当朝廷发现问题时,局势已经彻底失控。